设立国民权益基金，提供经济转型新动力

本文为陈志武接受《南方都市报》的采访稿 作者：林涛 何雪峰

内需不足，这里面最大的障碍，就是国有经济的分量太重，国家对要素和资源控制得太绝对，比例太高。不论是产业结构还是经济增长模式，以及能源资源消耗，最后的症结点都与国家掌握太多的资源关系密切。最理想的办法，是把国资委掌握的国有财产以及国土资源部掌握的土地资源都改成国民权益基金，然后按全国人口分成13亿份，13亿公民每人一份，以这种方式把国有资产分到全民手中，真正兑现全民所有制这样一个理想。

陈志武

温家宝总理在年初答记者问时就坦承，今年恐怕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如今2008过去大半，中国正经历着比年初预想更为严重的困局：通货膨胀居高不下，民生疾苦该如何舒解？民营企业融资难出路何在？哪里才是珠三角产业升级的方向？中国这个世界工厂又该何去何从？著名经济学家陈志武接受本报专访，对此一一解答。

汇率政策：通货膨胀的症结

南方都市报：温家宝总理年初答记者问时就坦承，今年恐怕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事实上，中国当下正经历着转型阵痛：一方面国外需求开始转弱，另一方面国内需求长期不振，制造业面临明显的产能过剩局面，CPI指数居高不下；从政策层面看，无论是提高利率、存款准备金率还是提高汇率，对治理通货膨胀都没有根本作用。您认为这一现象的症结在哪里？

陈志武：最关键的症结就是人民币升值的速度与幅度几乎是百分之百可预测的，而且是渐进式的——过去三年人民币累计升值21%左右，平均每年7%。这就为热钱进入中国套利提供了最好的机会。尽管现在央行和其他机构想尽一切办法来堵截热钱进入中国，但堵是堵不住的。只要这种汇率形成机制还存在，热钱涌入的激励就仍然会存在，人民币利率的上调也会因此受到很大的约束。据我了解，央行和国务院相关部门都很担心，如果人民币利率上升太快，会给热钱以更大的吸引力，也会让国内企业承受更大的压力。目前人民币利率比通货膨胀率还低3%左右，银行的真实利率还是负3%。所有这些问题，汇率政策是一个症结。

南方都市报：但目前普遍有一种担心：如果人民币不维持一个较低的汇率，出口产能过剩问题马上就会表现出来。

陈志武：这个时候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决策层实际面对的是一个折中选择的问题，因为过去几年不让人民币的升值一步到位，带来的后果是让整个社会都付出代价。相反，如果让人民币升值加快，甚至一步到位的话，可能会让一些出口企业，尤其是一些利润较低的出口企业付出代价，甚至可能要关门。我们现在面临一个两难选择，到底是要让少数出口企业付出代价，还是让13亿老百姓付出代价，把整个经济拖下水更好？

我们看到，现在的通货膨胀是所有的物价都上涨，这说明是一个货币问题，如果要根除，必须从根源着手，就是让人民币升值加快，汇率应由人民币在国际市场的价格决定。如果做到这一点，热钱进入中国的动力就没有了，没有了热钱，流动性过剩的压力就会下降。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让一部分出口企业作出牺牲，从而让流动性过剩的情况得到缓解，这样人民币利率上调的空间就大了。

南方都市报：可是，利率上升太多，会不会对中国经济增长带来很大压力？

陈志武：这个担心要这样看：目前为了保证负3%的真实利率，国务院和银行体系不得不通过行政手段，总体上抑制贷款总额，于是银行必须选择贷款对象，结果当然是贷给国有企业。这就必然带来一个副作用，就是正在给中国社会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和经济增长的民营企业得不到贷款，这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更大的抑制。从资源配置效率上，如果通过调高利率，降低行政干预程度，把有限资源配置更多地往民营经济转移，反而可以降低民营经济的资金成本。

最近中央领导到沿海省份做这方面的调研。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在广东、福建、浙江，能有更多民间金融机构或公司有机会合法地存在和发展，至少这些民间金融机构可以为当地的民营企业提供比目前月息5%-8%的高利贷便宜得多的资金。任何监管部门，如果仅仅想省事，最容易的办法是一刀切，不允许你做这种经营——把民间金融的空间压缩到零，当然就不会出问题了。但这对民间经济是要命的，逼得他们只能选择在法律灰色地带，通过地下钱庄的高利贷才能借到钱。

放开民间金融： 助力珠三角产业升级

南方都市报：珠三角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转移之痛：许多工厂面临关闭潮，数量更为庞大的中小企业正在计划前往内地、甚至越南等东南亚国家，这对珠三角的制造业会带来什么影响？作为全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和外向型经济的大本营之一，广东应该如何应对？

陈志武：在全球化浪潮下，越南印度等国家都加入全球贸易，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作进一步发展，这必然给广东浙江等外向型经济带来挑战。

不过有挑战并不是坏事，有挑战才能逼迫广东企业在产业链上向增加值更高、利润更高的环节转移。就我的理解，为使经济不因正在发生的制造业转移而产生更负面的影响，广东应该在金融方面解放思想，可以广东作为试点，把民间金融全面放开。我觉得，广东实际上有更多本来可以上市的公司还没有上市，而且在企业规模的整合上还应该有更多的进展。如果广东能更多引进国外的PE(私人股权基金)，再鼓励本地的PE发展，然后由这些PE牵头，来支持本地一些有能力的企业整合同行，从而通过这样的扩张来实现成本上的节省。为什么跨国公司可以付更高的工资，有更高的竞争优势，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的销售市场面很广，还有就是他们企业的规模很大，在各地有工厂和销售渠道，令他们整体上的运作成本更低。通过PE的这些整合，完全可以让广东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南方都市报：但是，本报最近到东莞调研发现，虽然当地的企业存在经营困难的情况，但并没有多少融资、并购的做法，甚至缺乏这种意识。

陈志武：你放心好了，一旦引入私人股权基金(PE)，企业自然就会产生这种意识。在让企业进行规模扩张，建立自己的赢利模式方面，我认为创投基金和私人股权基金都可以发挥更大的整合作用，最后会提升广东经济在产业链上的竞争优势。我知道目前有这样一种看法，认为现在广东企业的高科技成分太低，为了改变广东的经济结构，实现产业升级，必须在高科技上做很大投入。我觉得这是不正确的，美国推动经济增长和带动就业的企业，不见得就是高科技企业，比如位列世界500强首位的沃尔玛就是做零售业的。在这种没多少高科技内涵的传统行业，沃尔玛通过规模化整合，可以在全球带来这么多的GDP和就业，再看麦当劳、可口可乐、星巴克，都是通过规模整合，在商业模式上下功夫，从而实现自己在全球的竞争力。我觉得，广东应该在商业模式上做更多的提升，而这又跟引进更多的PE关系很大。前两年讨论凯雷收购徐工的问题上，很多人主张把国外的PE排斥在外，不让他们收购中国的企业，这是很短视的做法，有了这些PE，可以对改善公司的经营，特别是在商业模式上，有很好的作用。广东必须意识到，高科技不是产业升级的唯一道路。

南方都市报：不久前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来广州调研，他当时提出珠三角转型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就是旁边有香港。那么，我们应以什么样的政治智慧，让香港在珠三角产业升级起到一个关键性的作用？

陈志武：我非常赞成吴敬琏先生的建议和思路，就是要利用香港的制度优势，特别是法治和监管方面的优势，让广东和香港在经济上和法治上形成一个新的整体。当年邓小平先生选择深圳作为特区，就包括在制度创新上拥有一定的宽松政策，今天中国走到这一步，显然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更大胆的试验，让广东与香港融合，以香港的金融、法治体系作为基础，让广东可以享受香港的制度优势给香港经济尤其是金融行业带来的好处，以这种新特区的模式，为未来全中国进一步的体制改革进行很好的示范。这对解决我们刚才讲到的民间金融发展困局将起重要作用，也许通过把广东和香港整合在一起，就可以为广东金融行业的进一步发展带来新的动力。
国民权益基金：把消费动能分到每个家庭

南方都市报：除了刚才说到的融资问题外，中国这个世界工厂还面临国外需求减退的威胁，尤其是美国次贷危机之后，这个问题更加严重。实际上，我们早就有扩大内需才是治本之道的提法，为何多年来内需一直无法提振，症结何在？

陈志武：内需不足，这里面最大的障碍，就是国有经济的分量太重，国家对要素和资源控制得太绝对，比例太高。改革开放已经30年了，今天我们回头看，不论是产业结构还是经济增长模式，以及能源资源消耗，最后的症结点都与国家掌握太多的资源关系密切。我做过一个测算，今天中国75%的资产掌握在国家手里(包括国有企业、土地和矿产资源)，而不是掌握在民间，由此付出的代价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永远是投资驱动型的，而不是消费驱动型的。我们一直说要增加第三产业，提高消费驱动型经济的比重，但却很难做到，这并不是偶然的。国家掌握这么多固定资产配置权，就迫使中国的经济增长只能由出口来带动，从而让出口驱动型的经济模式继续得以强化。这些都是一环扣一环套在一起的。

当年的英国和现在的美国，都是利用国内需求作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当然，发展出能拉动经济的强劲内需，需要不断改善现有的法治秩序和监管架构，再比如说各种金融产品、信贷产品，都必须要经过很多年发展以后，才能产生旺盛的国内需求。所以，依靠启动内需增长，对制度的要求非常高，对资本市场的要求也很高。相比之下，利用出口，利用其他国家市场的需求来启动本国经济增长，就方便和快捷得多。所谓的东亚模式，从日本到后来东亚四小龙，以及最近30年的中国，都是延续出口拉动的增长模式。但是，这种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弊端是，由于经济增长来得太容易，大家就没有改善国内制度的动力，从而不能为本国的经济增长提供一个根本性的制度架构以及一个发达的金融市场。这就是所谓后发劣势。

南方都市报：在外向型经济走到尽头的当下，中国面临的经济结构转型应该怎么进行呢？应该从哪里启动？

陈志武：最理想的办法，是把国资委掌握的国有财产以及国土资源部掌握的土地资源都改成国民权益基金，然后按全国人口分成13亿份，13亿公民每人一份，以这种方式把国有资产分到全民手中，真正兑现全民所有制这样一个理想。这样就把消费的动能分到每个家庭。打个比方，假设把今年8.8万亿元的资产性增值分到13亿人身上，每个公民今年的收入就会多6769元，三口之家的收入就多了20307元。这些资产性收入掌握在私人家庭手里之后，必然会转换成对消费品、服务的需求，这不仅能减少中国经济对出口的依存度，而且可以给服务业带来大的需求，并为中国经济的转型提供动力和契机。

我觉得这是目前最公平、腐败空间最少的做法。因为这种人均一份的做法是可以做得最透明的，大家都可以去问，我拿到多少股份，谁多得少得，都是可以互相比较。从逻辑上来说，除了这种人均一份的安排之外，无论通过什么其他的方式，谈判也好，个案处理也好，MBO也好，都是要从一个大量资源掌握在政府官员手里，而对权力又没有可靠监督制约的起点进行改革，而这种改革又是要把他们手中的权力削弱，因此依托这样的权力结构进行的改革，这里面腐败的空间太大。

南方都市报：这是因为公有制产权不明晰吗？

陈志武：产权不明晰只是根源之一。这里面有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层面，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口和资产，要完全解决这么多人作为股东、国家相当于大公司管理层的这种委托代理的关系，操作非常复杂，成本也非常之高。即使委托代理关系设计得很好，公司治理的成本和道德风险的空间是被最大化了。根据过去的经验我们可以看到，全民所有在实际效果上，就是资产被少数拥有权力的人控制的，为他们提供特殊的消费和挥霍的机会。所以说，在过去这些年，所谓私有化的过程，就是让少数权贵得到好处。实际上，只要这种权力结构的体制不变，历来都是权贵得到好处，只是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权贵得到不同的好处而已。

南方都市报：这些好处，一些是货币化的，一些是非货币化的。

陈志武：对。而且，原来只是当官的人享受这些好处，而现在通过MBO也好，其他的民营化也好，是让企业的管理层得到好处。从老百姓的角度来说，这都和他们没有关系。本来当年设立公有制、全民所有制的初衷，是为全社会的公民提供同样多的回馈和回报，但从我搜集到的数据来看，中国的国有经济获得了这么大的利润，股票市值增加了怎么多，但老百姓从中获得的收益却很少。我做过计算，无论从相对比例还是绝对数字来看，美国政府的财政预算里，给美国公民在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失业保障上分了大约5000-6000美元左右，相当于美国人去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左右；而在中国这个数字是400多元，相当于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左右。

南方都市报：建立国民权益基金后，这个基金仍然是一个管理庞大财富的机构，请问如何建立起国民权益基金和国有资产之间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

陈志武：现在不是有证监会吗，不是有一亿多个基金账户吗？既然现在的中国基金管理行业、托管银行能管理好一亿多个基金账户，那么基金账户从一亿多上升到13亿，从复杂程度上来说是差不多，难度是同一个数量级的。从操作上来说，国有资产通过国民权益基金分下去后，老百姓可以自由买卖，这种操作难度也是不大的。而国资委本身可以成立董事会和监事会，这些董事会和管理层对13亿基金所有人的责任，就是一般意义上公司治理的委托代理关系，证监会出台的各种规则，包括公司治理架构、信息披露机制、财务机制、基金交易规则等等，都可以用得上。这就是我认为在操作层面上，今天的中国和当年的苏东国家有根本的差别。当年的俄罗斯以及东欧国家都没有运作股票市场的经验，而今天的中国已经有这么多年的股票证券市场的实际操作经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种私有化的方式，不会带来当年苏联东欧的不良后果。

南方都市报：某些人一直对私有化存在某种忧虑，比如担心私有化后，国家的战略安全如何保障。

陈志武：我认为在国家安全方面不会有任何问题。我想反问一句，让政府拥有中石油，与让中国民众、开放式基金拥有中石油，会有这么大差别吗？都是在中国人手里嘛！即使有外国人从中国人手中购买了一定比例的中石油股份，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因为说到底，外国股东的所有行为都受到中国法律的约束，受到中国监管部门的监管。这些企业资产是在中国，经营是在中国，并且受到中国法律的约束、中国监管机构的监管，我不知道国家安全会受到什么威胁。

收回征税权：人大应承担起自己的使命

南方都市报：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成立国民权益基金后，13亿股权人通过什么机构来行使他们对国有资产的所有权呢？人大是不是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发挥出自己的作用？

陈志武：当然可以，也当然应该。说个小故事，我有一个朋友，几个月前他做了某地的人大主任，他仔细研究了中国宪法，结果发现，原来所有的政治架构已经在宪法里了，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这么完整！其实，只要把宪法实施好，政治体制改革的万里长征不就走了八千里了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最容易做的一步，也是最应该做的一步，就是让全国人大更好地行使立法权和监督权。如果做到这一步，国有资产的产权主体就找到了。

南方都市报：有不少专家认为，应对目前的困局，政府应该通过减税的方法来实现与民生息的目标。但在中国说到减税，有这样一个特殊情况，即税收是政府的账面收入，而政府的隐性收入是通过各种费和卖地来完成的，而且从政府的角度来看，政府赤字巨大，支出存在某种刚性，只有增税的动力，哪来减税的动力？

陈志武：从人类的历史经验来看，只有通过立法机构(议会或者人民代表大会)对行政部门的财政预算进行根本的、透明的、广泛的监督，并进行公开讨论和公开听证，使得民众能真正地监督那些收税的人、征税的人和用税的人，才是目前能看到的唯一有效的方法。目前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要把行政部门随意征税、增加税种的权力收回到人大。

你刚才的问题蛮有意思，在中国目前的架构里面，靠什么力量来和政府谈判，来约束强势的政府权力？如果和英美等国家做一个比较，你会发现，他们和我们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们从来没有搞过这么大规模的国有经济。如果我们研究英国的历史，有这样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早在15世纪，英国的议会很注意这样一点，就是不能让国王拥有很大的财产。结果在17世纪以前，英国王室为了支持他们巨大的消费，就不断地卖地，卖到最后几乎无地可卖，国王没办法，必须向议会要钱，这样权力制约就有了基础，议会也因此把征税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但是在当下中国，国家掌握的资源这么多，反而是大家都要向国家要钱，而不是国家要求老百姓交税，这就对改革形成了一定的阻力。

南方都市报：改革走到今天，已经30年了，你认为改革继续往下走，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呢？而突破这种障碍的动力又在哪里？

陈志武：我看目前最大的改革障碍，是大量的国有资产被少数人控制用来谋取私人利益。另外就是在财政预算过程，征税权必须受到监督和制约，必须把征税权从各个行政部门的手中收回人大的体系中来。说道当下改革的动力，我认为应该通过媒体以及互联网将民众的声音发出来，要让大家都看到，如果财政预算继续内部操作，如果征税权继续不受控制，最终受损将是每个人的钱包！这些没有别的办法促成，只能来自民众权益意识的觉醒。

访谈未经陈志武本人审阅